[南方日报]黄牧甫入穗十五载，促岭南派篆刻崛起

    南方日报记者 马喜生 黄伟 岭南篆刻艺术源远流长，西汉南越王墓出土的印章，在中国印章史上写下重要一页。从汉至清，岭南印学经历了较长一段时间沉寂期。清代末年，安徽黟县人黄牧甫入穗15年，一石激起千层浪，岭南地区逐步形成独具风格的“粤派”“岭南派”篆刻。
    近代以来岭南印学和篆刻名家辈出，与会专家建议，当前政府可以适当增加岭南篆刻名家宣传力度，让更多名家为民众所知晓，有助于广州建设国家历史文化名城。
    记者综合本次学术研讨会论文集，为读者梳理出清代末年以来“岭南派”篆刻的形成及繁荣。
     黄牧甫开岭南印派之风
    中国湿地博物馆馆长陈博君认为，南越王墓出土的印章完全脱胎于秦汉印玺，并无特殊的地域风格。
    两晋及南朝时期的铜印，岭南也出土不少，章法颇具美感，但是同样缺乏地域特色。宋元时期的岭南地区，篆刻艺术处于沉寂阶段。明代中国篆刻艺术走向新繁荣，岭南篆刻因此也迎来发展曙光。明代的岭南文人雅士大多能兼事丹青，篆刻艺术风气也日渐兴盛起来，大多传承江浙印风。清代中叶，岭南的金石学蔚然成风，篆刻风格大多师法秦汉，自出机杼。直至清代末年，岭南篆刻才出现根本性转变。
    说起岭南印学，不能不提黄牧甫（1849年—1908年），他与“海派”吴昌硕（1844年—1927年）可以算是同时代印坛巨擘，是晚清印坛上称得上开宗立派的篆刻大师。
    黄牧甫是安徽黟县人，八九岁学印。他20岁左右到南昌谋生，先在一家照相馆做事，接着专门以卖字鬻印过活，后来南下广州谋求发展。业界从其印章边款中考证，黄牧甫大约是在1881年（光绪七年），或更早之前来到广州。
    据考证，黄牧甫南下广州寓居达15年之久。对黄牧甫来说，广州是他篆刻艺术生命中最为重要的一个阶段，他的大部分精品都在羊城创作而成，继承者和发扬者大多是广东人。后来，有人将其在广州开创的流派追溯为“黟山派”。不过，记者从研讨会上了解到，大部分研讨者认为黄牧甫印学在岭南成熟繁荣、开枝散叶，称为“粤派”或“岭南派”更为合适。
    暨南大学艺术学院教授谢光辉称，广州当时商贸发达、文化活跃，黄牧甫在广州很快结交了一群文人和官员，有了支援和供养，生活稳定，艺术得到较大发展，在此期间创作了大量印章。
    1885年（光绪十一年），黄牧甫受人举荐入北京国子监深造。1887年，他应广东巡抚吴大澄邀请再次来到广州，当起吴的幕客，后投广州知府孙楫幕中。不久，孙楫升迁广西，黄牧甫协助广雅书院院长梁鼎芬主持书院书局校书堂日常工作。此时，黄牧甫在金石学和篆刻方面声誉日隆，一时索印者络绎不绝。黄牧甫迎来创作高峰期，印艺风格完全成熟。
    谢光辉评价，黄牧甫篆刻继承皖浙前贤并以三代秦汉为归，推陈出新，形成了平正见流动，挺劲中寓秀雅的风格，“既能险绝，复归平正”。
    1899年秋天（光绪二十五年），黄牧甫离开广州回归故乡黟县，从此再未在羊城有活动踪迹。
    谢光辉认为，黄牧甫客穗15年是其印艺大转变、大发展、大丰收的时期，“黄牧甫印艺成就，除了自身天赋和后天努力之外，更得益于在岭南广泛交游，让他从一名混迹市井的印匠跻身于上层社会，从而开阔眼界，提高审美境界，并在交游中传播和推广他的印艺”。
    当时，岭南印人评价，黄牧甫南来，岭南印坛风气为之一变。受黄牧甫影响较深或得其真传的有刘庆嵩、李尹桑、易孺、胡曼、邓尔雅、冯康侯等人。李尹桑、易孺、邓尔雅三人在民国印坛上享有盛誉。
    此后通过门人及后嗣传递，黄牧甫在岭南获得最为广泛的传播，形成民国时期“粤军”突起现象。陈融、刘玉林、区梦良、冯衍锷、李步昌、简经纶、潘桢干、何秀峰、余仲嘉、张祥凝、容庚、赵浩、何庸斋、李寿庵、黄文宽、黄思潜等可以称为黄牧甫的传人。
    随着民国时期岭南篆刻名家先后移居港澳台，由黄牧甫开创的岭南印派影响力逐渐波及港台及东南亚。
    一时间，岭南印风遍布中国，形成独特地域风尚。“将黄牧甫这一篆刻流派冠之以‘粤派’、‘岭南派’，在一定程度上来说是不无道理的。”谢光辉说。
     蔡守、谈月色伉俪扬名民国印坛
    陈博君认为，黄牧甫及其传人形成的岭南印派既师法传统又敢于创新，创作理念与岭南当时的艺术审美和价值观不谋而合，包容兼蓄的精神使岭南篆刻得以跻身岭南艺术代表，与康有为、梁启超倡导形成的“岭南碑学书风”，以及高剑父、高奇峰、陈树人开创的“岭南画派”一道，构成了岭南美术史的艺术高峰。
    “岭南派”篆刻发展中，民国时期是一个鼎盛阶段。以黄牧甫弟子乔大壮为代表的传人延续着黄牧甫时代的辉煌。黄牧甫另一个传人易大厂从岭南转战北京并加入“冰社”，使得岭南篆刻在北京、南京以及上海等地的影响力不断扩大。
    除了黄牧甫及其传人筑起岭南篆刻“高山”外，来自佛山顺德的蔡守（1879年-1941年）与谈月色伉俪也是佼佼者。
    蔡守，佛山顺德人，一生颇为传奇，有光荣的革命履历，是同盟会会员，曾任黄埔军校政训秘书，任过广州图书馆馆长一职，还是南社的中坚分子。蔡守与吴昌硕、丁辅之、王福庵等人均友善。其人在诗词、书画、鉴赏、考据、篆刻、印论上无所不能，多才多艺，既是一位高素养的传统文化学者，也是岭南艺术界的领袖式人物。
    值得一提的是，1934年蔡守所写的《印林闲话》在香港报刊上连载，这部文集集印史、印论、技法、印人、流派、用具及所见名印为一体，是不可多得印学研究文集。
    谈月色（1891年—1976年）身世颇为曲折，4岁时被送往檀度庵寄养。檀度庵是粤中大刹，为清初三藩之一的平南王尚可喜为王姑出家而建。谈月色在8岁时诵读佛经，后来进入私塾学习字画。1922年还俗后与蔡守成婚。
    1936年，蔡守、谈月色伉俪后来迁往南京，两人遍访名家，精心创作，两人联袂在南京举办多次展览，使得当时南京各界对岭南篆刻有了全新认识。
    谈月色亲传弟子、西泠印社理事徐畅告诉记者，谈月色学印时，对易孺、邓尔雅、李尹桑等人印作多有借鉴。谈月色治印创新之处是瘦金书入印，由于印风端庄典雅，风神韵味十足，求印者络绎不绝。有当时学者评论，谈月色在民国印坛成就斐然，女子治印者无出其右。
    在当时求索书画印的人员当中，既有辛亥革命元勋、国民党元老、高级将领，也有文化艺术界耆宿，如孙科、李宗仁、李烈钧、冯玉祥、李济深、陈布雷、柳亚子等等。
    由于蔡守与谈月色伉俪在书画印和鉴赏方面的成就，甚至有人将两人比喻为宋代金石学家及诗人赵明诚和李清照。
    谈月色亲传弟子、西泠印社理事徐畅告诉记者，尽管蔡守和谈月色在印坛享有盛誉，但是民众对其事迹和成就所知甚少，原因既有蔡谈夫妇长期寓居南京所致，也与当下社会对篆刻了解甚少有关。徐畅建议，当前政府可以适当增加岭南篆刻名家宣传力度，让更多名家为民众所知晓，有助于广州建设国家历史文化名城。
     民国印铸局的三位岭南大师
    近代以来，篆刻巨匠层出不穷，尤其以民国最多。研究者认为民国时期印事之繁荣，在中国印坛上有举足轻重的地位。文人介入官印铸造，发源于清代末年，到了民国时期已经蔚为大观。文人以其自身的文化素养，为官印注入新鲜血液，既有艺术性又不失庄重。
    1912年，民国印铸局开始办公，印铸局印人当中，有三人是岭南籍，分别为易孺、冯康侯和谈月色。
    来自广东鹤山的易孺（1874年—1941年），擅长诗词书画，尤其精通篆刻。早年跟着黄牧甫学艺，中年时候到上海游历，受吴昌硕影响，风格为之一变。他在古玺印上独树一帜，后人评价“陈雄奇肆、自然意趣”，对古玺写意印风的发展有较大推动作用。
    1923年，广东番禺人冯康侯（1901年—1983年）任职印铸局，主刻篆稿。1926年因父丧返回广州，冯康侯任黄埔军校秘书，两年后又应印铸局礼聘，为国民政府造印。
    冯康侯13岁开始学习篆刻，得到叔母之兄、篆刻名家刘庆嵩指点。据记载，冯康侯常常从刘庆嵩处借来黄牧甫印稿，对照进行初刻、修改，细加分析，“恍如黄牧甫亲授”。由于私淑黄牧甫，冯康侯早年印风工稳，峻利爽健。任职印铸局时与当时篆刻名家时常交流学习。
    冯康侯在印铸局还得到一个外号“火车头”。原来每次起刀，猛力深刻，石应刀爆，声惊四座。当时的印铸局篆刻课长王福庵（西泠印社创办人之一）便给他取了这个外号。
    晚年，冯康侯印风稍有变幻，更趋苍劲。冯康侯晚年定居香港，教授中国文字和篆刻，门下弟子众多，被奉为香港篆刻泰斗，并列“香江五老”之一。
    1945年谈月色履职印铸局，丈夫蔡守已经过世。当时日寇败退，印铸局重设南京。由于蔡守去世，蔡家经济陷入困境，当时谈月色希望为先夫刊行遗稿，极需资金。虽然印铸局薪水微薄，但是专长可以得到使用，于是谈月色欣然前往。新中国成立之后，谈月色得到政府褒扬，曾为毛泽东治印两方。
    杭州师范大学徐同辉在论文集中提出，易大厂、冯康侯和谈月色三人印艺大多早年工稳浑穆，谨守法度，晚年变法，融入己意，而且三人都是饱学之士，非一般匠人可以比拟。三人在师古的基础上又能关注时代印风，对流派印多有借鉴，以此推动民国官印发展。
    ■声音
    学篆刻要拜名师学真艺
    清末至民国时期，岭南地区篆刻大家辈出。特别是在黄牧甫入粤以后，推动了岭南印派形成，后来岭南印派传人将岭南印风传入香港和东南亚，岭南印派走向世界。
    青年人学习篆刻，首先要对传统文化有发自内心的热爱，耐得住寂寞，甘于坐冷板凳，其次要拜名师学真艺，少走弯路。
    当前，学习篆刻青年人数量不多，学习篆刻除了会书法之外，还要精通中国文字学，这需要全社会教育机构大力推广。——徐畅（西泠印社理事、原中国标准草书学社研究室主任）
     白云区书画展必有篆刻作品
    近代以来，岭南不乏篆刻名家，时至今天广东同行每次在全国篆刻展上均有斩获，篆刻在岭南已经形成风气。
    当前，白云区在扶持篆刻上做出不少努力，每年白云区开办的书画展上，都规定有篆刻作品参展，大大促进了篆刻在白云区发展。白云区还在人才引进和扶持上下大功夫，今年处于白云区的岭南书画院还成立了篆刻委员会，更好服务于篆刻名家的引进。 ——张晓虎（白云区文联主席）
    应为“岭南派”篆刻正名
    岭南篆刻领袖黄牧甫曾经以“黟山”为号，后人便有了随意性的“黟山派”之说，倘若以“黟山派”之说代称“岭南派”，岭南篆刻的历史、文化、人文皆被否定，“岭南派”荡然无存。众多“岭南派”篆刻家，则被跨越地域地冠以“黟山派”，如此不免逻辑混乱。——邓京（西泠印社社务委员会副研究员）
     十三行行商潘家开广东集古印谱先河
    清代中晚期岭南篆刻才兴盛起来，十三行行商潘家作用不可忽视。潘家在海珠区建有众多居宅和园林，成为当时文人墨客收藏鉴赏、雅集佳所。当时潘有为久宦京城，搜集古印引入岭南，潘家历代族人亦对藏印进行补充。1857年，英法联军攻陷广州，潘家园林遭抢掠破坏，古印散失，木刻版片也被掠去。但即使如此，潘家对印章的热爱，并没有随时间而磨折，而是如先祖般多方收集成谱。潘家开广东集古印谱的先河，推动了清代广东印章收藏热潮，后来陆续有后继者不断集成印谱。 ——陈文妍（香港中文大学博士）